歷史的京都．學術的京都─到京都參加印度學佛教學會議─（刊於《人生》雜誌第197期）

歷史的京都．學術的京都
──到京都參加印度學佛教學會議

釋果暉　　　　　　　　　　　　　　　　　　（刊於《人生》雜誌第197期）

【前言】
法鼓山農禪寺前任都監果暉法師赴日研究佛學，
每於參加佛學學術會議之後，都寫下了珍貴的心得與見聞，
與《人生》的讀者分享。
1999年9月他出席了位於京都的印度學佛教學會議，
順道遊歷了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京都。
　由於指導教授三友健容先生的鼓勵，我在1999年9月，參加了在京都龍谷大學所舉行的印度學佛教學會議。9月7日清晨六點，武藤先生與他的好友大內先生開著旅行車帶著就讀立正大學宗學科的慈濟功德會德恂法師與我往京都出發。
印度學佛教學會議
　我這次參加的印度學佛教學會議是於1951年10月在東京大學成立大會，次年即於東大辦第一屆學術會議。今年是第五十屆，由京都的龍谷大學所主辦。行政工作分學會本部（東京大學）及舉辦大學的大會本部（龍谷大學），當日會議之行政工作全由舉辦大學負責。發表者的文章經各自大學審查通過後，再由東大將文章彙編成冊，每年分二卷出版分送各會員。
　每年錄取發表人數約二百五十人，欲參加發表者將自己的論文按大會所規定的日期以郵件寄送。錄取與否雖有原大學審查原則，但舉辦大學擁有決定錄取的權限。發表者資格需是會員，若是學生則需博士後期（即博士班課程）的院生。此外凡學術研究單位，各大學之講師、助教授、教授以及佛教各宗派內之專家學者均可報名參加。
　從9月9日到10日的二天論文發表會，在龍谷大學的十個教室（部會）舉行，第一到第四部會是印度佛教；第五到第十部會是中國、韓國及日本佛教，後者以日本各宗派之論文居多。場地動線簡單明瞭，三樓為報到處，四、五樓為會場，地下室提供自助餐廳，寬敞舒適，同時可做交談空間，頗為方便。
　每天的議程分二段舉行，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一點到三點四十分。二天共四十個場次。每場次至少三人，多則八人。發表者需自備五十份資料大綱，每人每場發表時間為十五分鐘，發問時間五分鐘。每間教室均由四人負責會議進行：一位主持會議，由學者專家擔任；一位會議記錄，一位控制會議時間，另一位控制全場及負責會議資料分發、場次安排等。除主持者由主辦單位從各校聘請而來者外，後三者多為龍谷大學派人（多為學生）擔任。
二百餘人發表的盛大會議
　本次參加發表者約二百四十人，每十人之中有三人是博士班學生，六人是講師、教授、助教授，一人是各學術單位或各宗派的研究者；海外參加者有韓國東國大學教師多人及印度學者、蒙古籍的博士後期院生一位。
　日本各大學佛教專家學者也無不重視大會，如駒澤大學華嚴經學者吉津宜英教授、北海道大學天台學學者藤井教公教授、身延山大學阿毘達摩及天台學者河村孝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韓國名學者金知見教授、種智院大學研究法華經的刈谷定彥教授、立正大學的日蓮教學研究所長渡邊寶陽教授、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研究原始佛教的今西順吉教授、京都文教大學的梵語學者平岡聰教授、東洋大學說一切有部學者森章司教授，大谷大學歸化日籍的西藏學者白館戒雲教授、長崎大學唯識學者早島理教授、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研究中觀的立川武藏教授、佛教大學研究佛教論理學及中觀的森山清徹教授、佛教大學研究文獻學的松田和信教授、神戶女子大學俱舍專家本庄良文教授等都參與論文發表；立正大學的法華經文化研究所長佐佐木孝憲教授雖未發表也參加了此次大會。這次台灣留學生參與發表的有佛教大學的果鏡法師、龍谷大學的證融法師、東京大學的智學法師、駒澤大學的吳鴻燕居士等。
　參加此會議的發表者涵蓋老、中、青三代，可看出此會議在日本所受之重視，就發表的人數而言是全日本學術單位最多的，由參與的對象，可看出日本佛學界不但鼓勵在學的博士院生及學者教授們發表研究成果，更鼓勵離校後的會員持續不斷做研究工作；這不但能帶動全日本佛教學術研究風氣，更使得該國的佛教學術研究成果能領居世界之首。此外，懇親會中也可藉此交換意見或請教專家學者，以彌補發表會上討論時間之不足，足見大會之細心。
　
世界文化古都──京都市
　趁著參加學術會議的因緣，我們也走訪了京都的幾個佛教聖地。京都是日本相當自傲的文化藝術古都，終年吸引的海外觀光客不計其數。
　日本桓武天皇於延歷十三年（794年）自古京奈良遷都至平安京（即今之京都），而定為都城。其建築為仿中國古代之長安而建，古寺庭園林立，千年來不斷維修保護，多所已被登錄於世界遺產，二次大戰中，美軍亦未破壞京都城，這是很多日本人十分感激之處。
　京都市的生活節奏顯然比東京稍慢一些，早上六、七點街上的行人車輛並不太多，許多商店也都八、九點以後才營業，我們在抵達的當天早晨，一邊找吃的，一邊逛了一條蓋著頂篷的大商店街，街上偶而也夾著一些寺院及神廟，供奉著的都是求現世利益的神祇，比如保祐婦女的安產神，可求得智慧的頭之神等。
　最先參觀的是登錄於世界遺產的二條城離宮，此城在日本近代史有相當大的意義。二條城為德川家康於慶長六年（1601年）所建，慶長十六年（1611年）家康於此接受豐臣秀吉之子豐臣秀賴之投降，而正式進入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在慶應三年（1867年），於此城之丸御殿大廣間，發表將大政奉還朝廷，而進入明治時代。
　這是江戶時代幕府德川家康將軍所造的，全為木造，透過友人的解說知道一間間的大、小廳堂都是德川幕府起居生活及處理政務的寫照，其各廳間木屏壁上的樹及虎豹等動物的襖繪，是當時著名畫家守野探幽等的作品，木與紙是日本人的文化特徵之一，因此他們不計經費及心思來維護文化財。木造房的外邊是廣闊幽靜的庭園，處處有調合、細膩之美；據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二條城離宮每一次的維修計劃都是三十年，難怪可以被列入世界遺產。
金閣寺與銀閣寺
　告別二條城之後，參觀金閣寺及銀閣寺，金閣寺為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於應永四年（1397年）所造，其庭園建築被稱為西方極樂淨土的顯現，寺內供奉著佛舍利。銀閣寺則為室町幕府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於文明十四年（1482年）所造，以庭園造景及寺內明治期畫家富岡鐵齋的襖繪而有名，此二寺因早已聞名海外，故不時可看到西方來的觀光客。隨後參觀三十三間堂，此堂因正面柱子有三十三支而得名。最初為長寬二年（1164年）建造，七百年間經過四次大修，而保存至今。江戶時代，該堂西庭曾作為全國射箭競技場使用，現在仍可見射箭之痕跡。
　此寺供奉著一千零一尊的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及二十八尊的天龍八部眾，皆為檜木所造。其中一百二十四尊是平安時代與創堂時同時雕刻的，餘八百多尊則是鐮倉時代再雕的作品。正中央是巨大的觀世音菩薩坐像，為鐮倉時代（建長六年）大佛像雕刻師湛慶八十二歲時的名作，原以為每一尊都一模一樣，仔細一看卻都不同，特別是臉部表情。由於將來法鼓山接待大廳及大殿左側也將供奉大小的觀世音菩薩像，故感到特別親切，並在菩薩前衷心祈求世界和平，人間淨土早日實現。
傳教師最澄與比叡山
　告別三十三間堂之後，即驅車前往比叡山，從山下盤旋而上時，不時感到清幽的勝境，左為鬱鬱山嶺，右為漫延無際有如大海的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路旁偶可見野生猿猴。進入大講堂正好遇到來自歐洲的觀光團，山上的僧侶很仔細的為他們介紹比叡山的歷史及由來，大講堂前的上方屋簷中央懸掛著釋迦牟尼佛的立畫像，左邊則是最澄所傳承的中國天台宗歷代諸大祖師──智者大師，及章安、湛然、道邃、行滿等大師的畫像，右側則是日本天台宗從最澄以下諸師及鐮倉以降的日蓮、法然、親鸞、榮西、道元等創立各宗派的祖師畫像，因為這些日本諸宗的大師無不到比叡山學習過，溯本逐源，可以說若沒有中國的天台宗就沒有當時最澄所創建的比叡山，若沒有當時的最澄及比叡山就沒有今天的日本佛教。
　最澄的祖先是中國後漢孝獻帝的後裔，移民而歸化於日本。比叡山即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師最澄所開創。
　能在這個充滿歷史記憶的氛圍中參加佛教學術會議，確實收穫頗多，除了在學術會議上可以很快地瀏覽佛學研究上的重要課題，又能藉此因緣走訪有著豐富文化資產的古都，彷彿也體會到日本祖師弘傳佛法的精神，對於日本獨特的佛教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認知。

＝＝＝＝＝＝＝＝＝＝＝＝＝＝＝＝＝＝＝＝＝＝＝＝＝＝＝＝＝＝＝＝＝＝
日本佛教的九大特色
根據記載，佛教最初傳入日本，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年）10月，由朝鮮
半島的百濟國王遣臣奉獻釋迦佛金銅像及經論等而開始。後於天皇三年（574年）
出生的聖德太子，為其姑母推古天皇攝政時，全力以佛法治世，而創造出以佛教
為中心的璀璨飛鳥文化。經過千餘年來的文化交融，日本佛教已發展出其獨特之
特色，歸納如下：
一、神佛混合
　據日史記載，日本於隋煬帝大業三年（推古十五年）第一次派使臣小野妹子來華，其中就有四位學問僧及四位學生，可見其到中國學佛法之殷勤了。不過日本之原始民族信仰為自然神，故早期之佛教信仰即混有神道教的成份，因此神佛混合是日本佛教的第一特色。
二、從小乘僧戒到菩薩僧戒
　奈良時代朝廷全力提倡佛教，故此時佛教宗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最有名的是所謂古京六宗，其中律宗是由鑑真大師東渡日本所傳入，其它各宗或由高麗沙門所創，或由遣唐留學僧回國所創。由於佛教活動集中於都城，僧尼易染市囂塵習，甚至迷信占術巫覡，近於權勢趨於墮落。最澄大師看到南部都市佛教的腐敗，提倡天台本覺法華─乘實教之思想，以《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創立大乘圓頓僧戒，欲以捨己救人的菩薩精神挽救時弊。此創立大乘圓戒運動後如星火燎原般漸影響其它各大宗派。因此，從小乘僧戒走向菩薩僧戒為日本佛教的第二特色。
三、佛教宗派本土化
　平安時代以最澄所創的天台宗及空海所創的真言宗最盛，而實際修持偏重密教，又因貴族出家多，生活逐漸世俗化。又平安末期皇室勢力落入武人手裡，各寺院之貴族子弟為求自保，武裝私度之人成為僧兵，相互攻伐，此時由於人為的內亂及自然的饑饉和天災地變等頻頻發生，使末法到來之感頗為強烈，故進入鐮倉時代，即由日蓮、法然、親鸞、榮西、道元等諸師展開克服末法意識的宗教復興運動而創立了日蓮宗、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淨土真宗等，而日蓮宗及淨土真宗等已成為本地化的日本佛教了。此佛教宗派本土化即為日本佛教的第三特色。
四、密教化
　日本天台宗的創教祖師為開創比叡山的最澄大師，他留學中國前已是聞名於佛教界的法華三大部講主，初因感於傳到日本的法華三大部脫誤之處甚多，故向當時的桓武天皇請求到中國留學取回定本，在中國短短九個月中除得到天台山行滿、道邃二位大師的傳法外，並傳承了密、禪、律等三宗大法，帶回佛教經卷四、五百種，回國後，於原古京（即奈良）六宗之外，新創天台法華宗，因其綜合天台、密、禪、律等法，故日本天台宗已不同於中國天台宗，本宗又稱為台密，有別於空海大師後來所創的東密。
　又由於南都六宗的式微，加上最澄的台密與空海東密的興起，加上鐮倉時代新出諸宗大師無不到過比叡山修學台密，因此日本傳統佛教之各宗多少混有密教氣味，故可說密教化為日本佛教的第四特色。
五、檀家制度
　江戶時代德川家康為了禁止基督教傳教，而引起寬永十四年（1637年）的基督徒之亂，因而進行鎖國政策，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以肅清基督教的勢力。所謂寺檀制度是將全國每一國民均納入佛教的組織，僧侶具有戶籍公證之特權，檀家信徒若遇結婚、生產、死亡乃至旅行等均須從所屬寺院取得證明文件，由此一制度，僧侶的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而失去了以傳教為要務的活潑進取朝氣了。此檀家制度為日本佛教的第五特色。
六、僧侶世俗化
　因佛教為江戶幕府封建制度的一個環節，明治天皇親政之後，恢復君權神道立場，下令神佛分離排擠佛教，一千多年的神佛合一信仰終被廢除，尤有甚者，認為佛教無益於明治新政，於明治五年解除禁止僧侶食肉帶髮娶妻的官制，令僧侶使用俗姓，此僧侶世俗化為日本佛教的第六特色。
七、學術研究化
　由於明治的崇神廢佛，激起真宗及日蓮宗等自清自覺運動並向海內外積極傳教，由於明治天皇在君權復古的同時，一方面卻積極採用西方科學大量輸入歐美文化的所謂明治維新，佛教各宗派為了因應新政府教育制度，也設立各種教育機關，為了接受西洋新的治學方法，大舉派人赴歐美考察留學，帶回新的語言學知識及研究方法，進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並設立各佛教宗派之大學，故學術研究化為日本佛教的第七特色。
八、重視現世利益的在家佛教勃興
　戰後因日本天皇「人間宣言」的發表，人民普遍崇拜物質科學甚於宗教信仰，而在輸入科學技術的同時也輸入西方新的文化、哲學、思想、宗教等，更拜憲法的政教分離及信仰自由之賜，使原先以吸收中國文化與佛教的趨勢，轉而向西方學習，促使原來既成佛教或神道教的內部產生反省、改革，甚至獨立於原有宗派而創立在家的新佛教會，投入現世參與教育、文化、兒童、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事業乃至直接參與政治。
　不過由於日本人不輕易揚棄傳統，故既成宗教雖活力不如新興宗教，而仍延續下來，乃至同一教派不斷分出新的末派，故造成日本宗教宗派林立。又因其重視組織，能發揮力量發展教務吸收信徒，故重視現世利益的新興在家佛教之勃興，為日本佛教的第八特色。
九、佛教文物景觀藝術化
　前述日本善於維護傳統，佛教文物經百千年仍保存不失，而成為其國寶級文化財乃至成為聯合國公認的世界遺產。又藉其紙張與樹材文化之長，加上四季分明的氣候，而易創造庭園建築之美。又日人多利用時間閱讀，在弘法講經力有不足之下，大量著書出版不失為亡羊補牢之策，故佛教文物景觀藝術化為日本佛教的第九特色。
．參考文獻：聖嚴法師著《世界佛教通史》及《從東洋到西洋》。
．感謝三友健容教授及證融法師、德恂法師提供資料。